教育部副部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做好教育对外开放工作

郝平

“开放发展”是引领我国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新发展理念之一。教育对外开放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时期已进入内涵发展、提升水平的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时指出，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升教育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这为我们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提升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质量和水平

改革开放38年来，我国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格局。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提高质量水平，助力做强中国教育。

借鉴与弘扬并举。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在新的历史时期，要继续推进教育领域有序开放，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竞争力和影响力。在学习借鉴世界文明成果与办学治校经验中，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坚持中国特色，本着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的态度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坚定不移地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耐力、定力。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扎根中国大地办学，努力办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

请进来与走出去并重。一方面，加强高端引领，以优质教育资源请进来为重点，引进世界一流大学和特色学科，开展高水平人才联合培养和科学联合攻关，促进高校科技国际协同创新，加快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助推我国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提升我国教育实力和创新能力。截至2015年底，我国已批准设立宁波诺丁汉大学、上海纽约大学等5所中外合作大学，批准设立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法工程师学院等在内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为满足人民群众多元的教育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以教育走出去为重点，加强统筹谋划，扩大与发展中国家教育合作交流，稳步推进境外办学。在习近平总书记和约旦国王共同见证下，中约两国签署共建“中约大学”框架协议并开始筹建，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等已开始招生，英国政府自2014年以来每年邀请上海数学教师前去讲学等，反映出我国教育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此外，我们还推动学历学位互认，目前已与43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

在深化双边多边教育合作过程中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一是完善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格局，加强与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务实合作，形成重点推进、合作共赢的教育对外开放局面。二是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开展教育国际援助，通过提供中国政府奖学金和设立专门奖项，开展短期培训项目，派遣志愿者教师，支持高校对口合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援非信托基金和直接捐赠等形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培养培训专门人才。三是积极参与教科文组织等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多边教育行动，主动在全球教育发展议题上提出新主张、新倡议和新方案，主动参与国际教育规则和标准制定。2012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起全球教育第一倡议，我国受邀为倡导国之一。我国积极参与教科文组织《2030年教育行动框架》的制定，为推动包容、公平的优质教育和全民终身学习作出自己的贡献。今后还要有计划地培养选拔优秀人才到国际组织竞聘，为国际组织提供人才支持。

主动实施“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推行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教育特色鲜明、资源丰富、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大，我们必须以更高的站位和更广的视野，主动实施和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充分发挥教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秉持亲诚惠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通过开展教育互联互通合作、人才培养培训合作和共建丝路合作机制，对接沿线各国教育需求，促进沿线各国共同行动，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推进民心相通，提供人才支撑，实现共同发展和合作共赢。

提升留学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留学事业历来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1978年，邓小平同志以前瞻的战略眼光，作出了恢复派遣留学生的重大决策，也由此开启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改革开放38年来，我国留学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要进一步坚持统筹谋划，突出工作重点，更好发挥作用，提升留学工作水平。

把统筹谋划作为战略思路。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底对留学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留学工作要适应国家发展大势和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统筹谋划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培养造就更多优秀人才，努力开创留学工作新局面。2015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52.37万人，其中国家公派2.59万人，单位公派1.60万人，自费留学48.18万人。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留学人员生源地国。2015年度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40.91万人，其中国家公派2.11万人，单位公派1.42万人，自费留学37.38万人。年度出国与年度回国人数比例从2006年的3.15:1下降到了2015年的1.28:1。2015年度共有来自202个国家和地区的39.76万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我国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及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预计到2020年将实现来华留学50万人，使我国成为亚洲最大的国际学生流动目的地国。在留学事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还要进一步坚持统筹谋划的战略思路，坚持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并重，公费留学和自费留学并重，规模和质量并重，依法管理和完善服务并重，人才培养和发挥作用并重，统筹推进我国留学事业发展。

把提高质量作为工作重点。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工作的重点是提高质量。2016年，我国计划选派各类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员29000名，其中要重点培养国家现代化建设急需、紧缺、薄弱、空白、关键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和行业领军人才，同时加快培养服务国家外交工作需要的国际组织人才、非通用语种人才、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在来华留学工作中，要加快培养知华、友华，以及致力于中外友好事业的人才。目前，已有279所中国大学承担中国政府奖学金生的培养任务，人才培养层次和水平进一步提高，着力打造“留学中国”品牌。

把发挥作用作为根本目标。留学人员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人才资源。1985年，我国制定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工作方针。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增加“发挥作用”四个字，为出国留学工作方针画龙点睛。十六字方针准确把握新时期留学工作的新问题、新矛盾、新趋势，将工作重点放在提升留学的社会效益上。从留学工作来看，作用能否发挥好，关键在于政策设计、资源配置、绩效评估等是否有助于提供留学人员大展宏图的环境。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留学人员是重要力量。要完善法律法规，创新体制机制，优化环境氛围，搭建平台舞台，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者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让他们回到祖国有用武之地，留在国外有报国之门，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

提升人文交流的质量和水平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人文交流是我国外交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要立体推进人文交流发展，进一步发挥人文交流在国家对外工作大局中的支柱作用，提升人文交流的质量和水平，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用好人文交流机制。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和风细雨、润物无声的人文交流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既是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又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人文交流的意义在长远，应从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的全局出发，促进重点领域交流的机制化和常态化，以战略眼光培育合作伙伴精神。具体来说，要整合搭建政府间教育高层磋商、教育领域专业人士务实合作、教师学生友好往来平台，推进中外人文交流机制建设。目前已建立起中美、中俄、中英、中欧、中法和中印尼六大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文交流也日益深化和机制化，立体推进中外人文交流的发展格局正在形成。

加强国际理解教育。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对国际理解教育提出重要要求：通过更加密切的互动交流，促进对人类各种知识和文化的认知，对各民族现实奋斗和未来愿景的体认，以促进各国学生增进相互了解、树立世界眼光、激发创新灵感，确立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的远大志向。加强国际理解教育，要推动跨文化交流，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要促进中外语言互通，在深化与世界各国语言合作交流上下功夫，还要进一步深入推进友好城市、友好学校教育深度合作与人文交流。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通过教育国际交流合作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孔子学院就是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目前，孔子学院、课堂已遍布139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平台和中外语言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桥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亲自出席孔子学院签字或揭牌仪式，希望孔子学院秉承“相互尊重、友好协商、平等互利”的校训，为传播文化、沟通心灵、促进世界文明多样性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我们要继续办好孔子学院，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与此同时，还要聚焦海外学生学者爱国热情，发挥来华留学人员和外籍教师宣介作用，不断扩大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理解认同。继续深化内地和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教育交流合作，用当地青少年听得懂的语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祖国发展伟大成就，凝聚民族复兴情感力量。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6.09.17

开创教育对外开放和中外人文交流新局面

田学军

刚刚胜利闭幕的党的十九大是我们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报告是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这次大会最突出最重大的历史贡献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继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习近平同志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之后，我们党作出的又一英明伟大正确的决定。全面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最首要最关键的任务，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深悟透，用这一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真理，是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行动指南，是中国共产党人新时代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一重要思想的形成和确立，体现了三个“高度统一”。

一是体现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的高度统一，是党的指导思想又一次与时俱进的飞跃。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最重要的理论品格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进行了划时代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了一系列重大工作，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正是在过去5年党和国家全方位、开创性的伟大实践中，在深层次、根本性的伟大变革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孕育、发展、完善、升华，并且不断被实践证明是科学的真理、行动的指南、力量的源泉。

二是体现了时代性与先进性的高度统一，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全新高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气势磅礴、博大精深，“一个新时代”“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党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蕴含其中。回顾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程，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历来是党确定路线和制定方略的重要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既为“新时代”这个重大论断提供了科学依据，也成为“新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事业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教育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方面。教育发展也要着力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享受更公平更高质量教育的需求。应该说，这是教育战线长期孜孜以求的目标，但在新时代要求下，我们的目标更高了、任务更重了、紧迫性更强了。

三是体现了思想性与方法性的高度统一，为党和国家事业描绘了宏伟蓝图，制定了行动纲领。

十九大报告高瞻远瞩、立意深远，为我们提供了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围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作出了全面部署。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和党的十九大的部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教育强国。我感到，我们在教育事业全面发力的基础上，要全力以赴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打好攻坚战，啃下硬骨头，力争多给广大人民群众送几个教育发展的“红包”。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和深化中外人文交流，要从三方面谋划和推进。

一是在大格局中校定位。站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位置，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审视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和中外人文交流，我感到这两项工作肩负着更宏大、更艰巨的历史使命。新时代、新形势，教育对外开放不仅要更好地服务教育强国战略，不断提高我国教育的国际竞争力，而且要积极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教育助力，为发展中国家走向教育现代化提供可借鉴的途径，为全球教育发展提供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人文交流特别是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促进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鉴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文交流已经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支柱。同时，推进全球人文治理变革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身处新时代，我国教育要有全球眼光、世界格局、战略思维，我国教育总体水平已经进入世界中上行列，我们应该有决心有信心向世界一流的教育强国迈进。

二是在新要求中找差距。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中外人文交流时，强调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提出“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从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中，我体会到，中外人文交流工作在不断扩展深化的同时，还要更加注重守好底线，更加注重增强实效。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之后，我们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扎实谋划在中外人文交流中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介我国改革发展的伟大成就和光明前景，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在全球范围内高高飘扬起来。

三是在攻坚战中谋奋进。根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我部牵头起草制定了《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现在，“四梁八柱”的改革方案已基本到位，教育对外开放和中外人文交流也进入了“全面施工内部装修”的阶段。针对教育对外开放中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我们要以钉钉子的精神开展攻关，力争在推进“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推动境外办学（中国国际学校）、孔子学院改革发展等方面取得突破，用“奋进之笔”书写“得意之作”，努力开创教育对外开放和中外人文交流工作新局面。

建设教育强国，同样离不开决策咨询保障和教育法治保障。要在决策咨询中出思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将党的十九大精神在教育领域具体化、系统化，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主要矛盾转化、对教育工作新部署等充分体现在教育宏观政策上，明确未来教育政策基点和政策重点。建立健全教育形势分析长效机制、创新调研机制、完善反馈机制，及时把基层意见建议上升为国家政策，服务部党组决策咨询，向中央提出高水平的教育改革发展政策建议。要以法治方式抓治理。全面推进依法治教是在教育领域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直接要求。要立足全局，加快重要领域教育立法，以良法促发展、促善治；要扭住关键，切实推进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机制改革；要开拓创新，不断完善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校的体制机制；要夯实基础，抓好教育系统普法工作，特别是青少年学生的法治教育、宪法教育，积极培育和传播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要继续推进教育领域行政许可、“放管服”、管办评、教育标准化等改革工作，在推进政府教育职能转变中充分释放基层和学校办学活力。

无论从建设教育强国还是建设体育强国的要求看，校园足球都是一项标志性工作。我们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校园足球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在推进硬件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师资、制度、管理等软件建设，在推进基层普及的同时加紧选拔优秀后备人才，在推进苦练内功的同时有效利用国际资源，坚决克服和纠正形式主义，坚决查处和杜绝弄虚作假，通过抓实抓好校园足球，以点带面推进学校体育工作和青少年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中国教育报》2017.11.10

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高等教育合作的六大转变

李盛兵

摘要：当前，“一带一路”是令全球瞩目的中国大战略。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高等教育合作以经济互通为背景，在交流方向上重视“引进来”而非“走出去”，在覆盖范围上重视与“一带一路”主要国家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在合作内容上重视学生交流与合作办学，忽视教师、课程与研究的合作，在发展多样性上我国与不同发展阶段的“一带一路”国家高等教育交流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未来，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高等教育合作需要在角色、方向、模式、范围、要素、机制与平台六个方面发生转变。

“一带一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大战略，被称为中国自1979年以来的“第二次开放”。全球知名战略家、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康纳指出，“美国人在售卖坦克，中国人却在提供挖掘机”，“全球互联互通的革命已经开启，而中国打造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倡议。”。

2016年7月，教育部发布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提出建立“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推进政策、渠道、语言、民心与学历的相通与互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人才支持、智力服务和文化理解。建设“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是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新方向和新要求，急需我国高等教育开放策略寻求主动转变。

我国与“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的现阶段特点

1、在交流方向上，重视“引进来”而非“走出去”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了“走出去”的战略要求，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以学习借鉴提高为主的“引进来”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使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高等教育交流合作方向一直是“引进来”多于“走出去”。具体表现为：第一，我国到“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国学生数明显小于这些国家的来华学生数，2014年“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共171，580人，而我国赴“一带一路”国家国留学人数约为5万人（2013年）。第二，出国合作办学项目明显低于来华合作办学项目，“一带一路”国家在我国的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有200个，合作办学项目有90多个，涉及14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国家。第三，国外高校中国研究中心明显少于国内高校“一带一路”国家研究中心数量。据不完全统计，我国高校和科学院共设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别研究中心98个，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9个国家的高校设立了共10个中国研究中心。

2、在覆盖范围上，重视与“一带一路”主要国家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

我国尚未与“一带一路”所有国家开展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例如：与我国合作办学的国家仅9个，开设中国研究中心的国家仅10个，我国设置“一带一路”国别研究中心涉及的国家也只有32个，开设其官方语言仅20个。因此，目前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主要以俄罗斯、印度、新加坡、泰国、以色列、伊朗、印度尼西亚等为主，还需要增加其广泛性和覆盖性。

3、在合作内容上，重视学生交流与合作办学，忽视教师、课程与研究的交流合作

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学生交流与合作办学方面进展迅速，也逐渐由单边交流向双边和多边交流发展。但是在教师交流、课程合作与研发、研究的合作诸方面还不尽如人意，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该方面的数据也非常缺乏。

4、在发展多样性上，我国与不同发展阶段的“一带一路”国家高等教育交流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带一路”国家在发展程度上差异很大，绝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有小部分发达国家，如俄罗斯、以色列、新加坡和希腊等，还有一部分是不发达国家，如尼泊尔、缅甸等。因而，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在与如此多样化发展阶段的“一带一路”国家进行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中同样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例如：在与俄罗斯高等教育合作办学项目上，俄罗斯高校来华办学项目达133个，而我国高校到俄罗斯合作办学的项目微乎其微。在来华留学生方面，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如巴基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老挝、马来西亚等国的留学生数排在前15名。

我国与“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的策略转变

1、在合作角色上，由参与者向主导者转变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的角色主要是参与者，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各种国际教育组织以及区域教育组织，以谋一席之地和一定的发言权和声音表达，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组织、东盟教育论坛等。然而，“一带一路”构想则要求我国要从参与者向主导者角色转变，从“一带一路”高等教育战略构想、组织和机制设计到计划的实施与援助，都要体现主导性、组织性和协调性。正如《教育行动计划》所指出的，“中国教育领域和社会各界率先垂范、积极行动”。国家各部委要协调推动，积极对接沿线国家教育规划与政策，搭建我国与沿线区域和国家的教育沟通合作平台。地方政府和高校要紧密对接国家总体布局，致力于“友好省州”“姊妹城市”和“学校联盟”建设，积极推进本地高校和企业携手走出去，开展广泛的教师交流和青年精英交流、合作办学与合作研究，并主导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学术合作组织、国际科学计划，促进教育相通与人心相通。当然，这种角色的转换，我们自上而下可能都还不适应，但是必须要学习、适应，以至于驾轻就熟。

2、在交流方向上，要由“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变

“一带一路”构想的出发点就是“走出去”，向沿线国家输出文化、学校、课程、专业、教师、学生和各种援助，并为商品、企业和资本输出提供支持。目前，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高等教育在“走出去”上远远滞后于“引进来”。在学生交流方面，2014年“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共171，580人，而2013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留学人数约5万人。在合作办学方面，我国高校在境外举办了本科以上境外办学机构和项目共计102个，而国外在我国举办的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达2，461个，其中“一带一路”国家有200个。因此，在交流方向上，我国高等教育要由“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变，调整国家、地方和高校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方向，为教育输出做好思想上、人员上和课程上的各种必要准备。

3、在合作范围上，要由部分国家向所有国家转变

过去，我国高等教育的对外开放主要是面向发达国家，兼顾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如上所述，我国在该区域的合作国家数不及一半，甚至在一些要素，如开设中国研究中心等方面低于两位数，现实与远大目标差距很大。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主要以俄罗斯、印度、新加坡、泰国、以色列、伊朗、印度尼西亚等为主，还需要增加其广泛性和覆盖性。鉴于此，为了实现我国“一带一路”构想和教育愿景，在合作国家范围上，要拾遗补缺，全面向沿线所有国家开放，尤其要向南亚、阿盟、中东欧国家倾斜。

4、在合作要素上，要由仅重视学生交流与合作办学，向学生、教师与课程、研究和办学的全方位深度合作转变

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要素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外部系统要素，即政府、高校与民间组织；另一类是教育系统内部要素，包括人员、课程、研究和办学等。在内部要素上，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高等教育合作存在着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问题。在广度上，我国仅重视学生交流和合作办学，而在教师交流、课程、研究的合作进展甚微。在深度上，即使是学生交流与合作办学，也存在诸多不足。譬如：阿盟和东欧国家来华留学生偏少，我国赴“一带一路”国家留学生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动力上都显不足。我国高校走出去办学也缺乏自信和动力，这是一个深层次问题。相比较而言，学生交流则是一个显性现象，容易被人用来掩盖其他要素的合作。而教师交流、课程与研究的合作则更需要政府和高校主动对外开放的意识与行动。因此，“一带一路”教育行动需要在合作要素上扩大合作范围，实现全方位深度的合作，真正落实“一带一路”留学推进计划、合作办学推进计划、师资培训推进计划、人才联合培养推进计划与教育援助计划，发挥教育在共建“一带一路”中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

5、在发展多样性上，要从一元模式向多元模式转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水平以及文化、外交都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和不同发展阶段，绝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有小部分发达国家，如俄罗斯、以色列、新加坡和希腊等，还有一部分是不发达国家，如尼泊尔、缅甸等。因此，我国在与沿线不同国家高等教育合作交往，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办法，要主动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特点，选择相异的合作模式。也就是说，要从过去的一元模式向多元模式转变，制定适合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合作模式。譬如：俄罗斯、新加坡、以色列和希腊等国家，发展水平较高，我国与之高等教育合作要采取双向平衡合作模式，目前我国与这些国家高等教育交流还不平衡，处于弱势，需要加强；对尼泊尔、缅甸、柬埔寨等欠发达国家，要实行以教育输出与援助模式，输出我国的课程、教师和学校，并对其学校设施和教师进行援助和培训。对占绝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实行以输出为重点的双向交流模式，扩大我国教育资源的输出与影响，吸引其优质教育资源与留学生。

6、在机制和平台上，由松散型向系统化转变

“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是我国与多区域、多国家的合作，需要不同层次的交流合作机制和平台。在区域层面，建立了我国与东盟、阿盟、南亚中东欧高等教育论坛以及中阿大学校长论坛、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等。在多边关系上，建立了中日韩大学交流合作促进委员会和中新印高等教育对话等机制。在双边关系上，我国建立了与一些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机制和平台以及中日大学校长论坛、中韩大学校长论坛、中俄大学联盟等。因此，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区域初步建立了一些区域、多边和双边高等教育合作平台和机制，但总体是松散的，还没有在“一带一路”构想框架下去进行系统化的建构。因此，在合作机制和平台上，我国高等教育需要进行自我革命，由松散型向系统化转变，整体构建高等教育合作“一带一路”总平台（“一带一路”国家教育部长会议、“一带一路”高等教育联盟、“一带一路”大学校长论坛等）、区域合作平台（中国与阿盟、东盟、南亚、非洲高等教育论坛等）、多边合作平台（中印埃高等教育论坛等）、双边合作平台（中俄高等教育论坛、大学校长论坛、大学生联谊会等）以及院校合作平台等多层次、立体化系统，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与“一带一路”次区域、国家的沟通、交流与合作，为实现“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服务。

《北京教育》杂志2017.05.16